暮春的阳光透过省政接待室的玻璃窗，在钟长河深灰色的西装肩头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这位刚上任三个月的省长府信访局正微微倾着身，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笔记本边缘，目光沉静地落在对面坐着的老妇人身上。
“您慢慢说，张阿姨，”他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和，像春日融雪般熨帖人心，“药费单据带来了吗？”
被称作张阿姨的上访者颤抖着从褪色的布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票据，最上面那张住院结算单上的数字刺得人眼疼。钟长河接过时注意到老人枯树枝般的手指关节处贴着创可贴，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净的泥土——这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勋章，也是底层民众面对疾病时的无力证明。
“俺家老头子的肺癌靶向药，一盒就要五千八，”老人浑浊的眼睛泛起水光，“村里医保报销完还得自付三千二，这药得每月吃，俺们老两口把养老钱都掏空了……”
钟长河的笔尖在纸上沙沙游走，记录的动作却越来越慢。三天前省人民医院那场惊心动魄的调研还历历在目：龟系院长捧着保温杯强调“稳定大局”时的谨小慎微，与狮系心外科张教授拍着胸脯喊“再不改基层医院就要变成空壳子”的慷慨激昂形成尖锐对比。而此刻这些带着体温的票据，远比任何调研报告都更能说明问题。
“王秘书，”钟长河忽然抬头，目光扫过站在门口的秘书，“通知医保局张局长，十五分钟后到第三接待室来。”
当第三位上访者——那个抱着发高烧的孩子、在急诊室走廊蹲了整晚的单亲妈妈泣不成声时，钟长河起身从饮水机接了杯温水。他没有像通常官员那样隔着宽大的办公桌递过去，而是绕到母子身边半蹲下来，将水杯塞进女人颤抖的手里。这个打破常规的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连哭闹不止的孩子都暂时收了声，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望着眼前这个穿西装的叔叔。
“孩子多少度？”钟长河伸手探向患儿额头，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皮肤传来。这个下意识的暖男动作让年轻母亲瞬间崩溃，积压已久的委屈化作决堤的泪水。
“烧到四十度……医生说要住院，可俺连押金都交不起……”
钟长河的喉结动了动，起身时脸色已恢复惯常的沉稳。他走到窗边拨通手机，声音里褪去了刚才的温和，多了几分不容置疑的坚定：“李院长吗？我是钟长河。现在立刻核查你们医院的贫困患者绿色通道执行情况，尤其是儿科……对，马上。”
信访局的时钟指向下午四点，送走最后一位带着承诺书离开的上访者后，接待室里只剩下我和他的秘书。阳光斜斜地切开空气，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漂浮的尘埃在光柱里无声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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