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沉默的多数”：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士大夫，仔细研读方案后，态度转向支持。
“曾相考虑周详啊！既重实学，又存诗赋，留有过渡。看来朝廷并非蛮干，乃是循序渐进的良法。”
这种“稳健”的姿态，为他们提供了接受改革的心理台阶。
核心死硬派（如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司马光手持新制条文，痛心疾首：
“取士之途，终为功利所染矣！”
但他无法公然反对。因为方案保留了经义和诗赋，他若反对，就等于反对“考时务”，这在当下舆论中极为不利。
他只能在私人信件和着述中，表达对“士风趋于功利”的深切忧虑，但其公开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保守派中的动摇者：不少原本追随司马光的士人，开始暗自思量：
“新制虽重策论，但经义仍是根本，诗赋亦未全废……或许，这也是一条可行之路？总比被时代彻底抛下来得好。”
保守派阵营出现了清晰的裂痕。
寒门士子：新制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我家无钱延请名师雕琢诗赋，但论时务策，我可通宵达旦研读《资治通鉴》、各地奏疏！此乃我辈出头之天赐良机！”
一股务实苦学之风开始在底层士子中悄然兴起。
市井舆论：在皇城司引导下，说书人将新制解读为
“陛下圣明，要选真能为百姓做事的青天大老爷了！”
这种朴素的解读，为改革赢得了广泛的民间好感度。
《熙宁贡举新制》的出台，标志着赵顼发动的这场舆论战，取得了阶段性的、决定性的胜利。
对赵顼而言：他成功地将“选拔实用人才”的国策，以最小阻力的方式制度化了。虽然过程是渐进的，但方向已经不可逆转。
对曾公亮等务实派：他们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既贯彻了皇帝的意志，又维护了官僚体系的稳定，还赢得了“稳健”的美名，巩固了自身的权力中心地位。
对士大夫集团：大多数士人，特别是中间派和务实派，是支持或可接受这个方案的。
因为它提供了明确的、看似公平的新赛道，并未完全否定旧学价值，实现了“稳中求进”。
对司马光等理论守旧派：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无法从原则上否定新制，其“空谈误国”的形象在对比中更加凸显，被彻底边缘化已是定局。
熙宁二年的这个春天，赵顼用一份充满政治妥协却又坚定不移的改革方案，告诉天下人：
变法，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洪水猛兽。它是一场精心计算、步步为营的远征。
而科举改制，只是这支远征军吹响的第一声号角。
帝国的命运之舟，已经按照他设定的航向，调整了风帆，驶入了更深、更急的改革航道。
暮春三月的午后，汴京大内御花园内，海棠初绽，暖风拂柳。一场看似寻常的家常闲话，在沁芳亭中进行。
曹太皇太后坐于上首，高太后与向皇后分坐两侧，几位贴身女官侍立在远处。石桌上摆着新贡的密云龙茶和几样精细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