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君子，沉潜经史，考镜得失，其心在于为万世开太平，此知之功，不可泯也。
然，若执此知以为足，坐论道而不起行，是犹持万贯之钱契而饿死于廪粟之侧，岂不悲夫？
另有君子，洞悉时弊，锐意更张，其志在于解生民于倒悬，此行之勇，不可没也。
然，若恃此勇以为足，贸然行而不返知，是犹无星秤尺而量江海之深广，其不倾覆者，几何？
（对“知”派与“行”派，先肯定其价值，再指出其可能陷入的偏颇。这种不偏不倚、公允全面的态度，足以让双方都感受到被理解，从而更容易接受文章后续的引导。
那“钱契饿死”与“无星量海”的比喻，更是犀利精准，入木三分。
在进行了充分的铺垫与说理后，文章亮出了最核心的观点——“辨志”。）
故学者之要，首在“辨志”，亦即“判心”。判其心之所向，何为苍生耶，何为名利耶？
心若为公，则其知必求明彻，其行必求稳妥。
心若为私，则其知流于口耳，其行必归于莽荡。
真知，非记诵辞章之谓，乃事理当然之则，了然于胸，如痛痒之在己体。
真行，非蛮力强为之谓，乃此心良知发用于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之自然。
如此，则裁军、科举改制，莫非仁政之施为；
《通鉴》、《唐礼》，莫非事功之津梁。
又何有乎新旧之争、知行之分？
（这将辩论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彻底拉回到了士人的道德初心与现实担当。
只要“心为苍生”，则具体政策之争不过是“实策之优劣”的技术性讨论，而无关乎道德立场。
这为化解党争、凝聚共识提供了最高的哲学依据和道德前提。
文章最后，发出了充满感召力的行动倡议。）
呜呼！诸生！时局之艰，非坐谈可解；圣学之奥，非空想可明。
愿吾辈共勉：于读书穷理时，即存关切世事之心；于临政处事时，不忘反求本心之明。
可效范文正公“先忧后乐”之志，可慕胡瑗苏湖“经义治事”之学。
或参议县政，或考察河防，即事即学，即学即行。
使吾之所知，皆为民胞物与之实学；使吾之所行，皆为清明在躬之实功。
如此，则朝堂之上，所争者为实策之优劣，而非意气之短长。
则吾辈所学，方为明体达用之真儒业，而非割裂知行之口头禅矣！
此文至此，戛然而止。
全文格局高远，说理透彻，恩威并施，既有帝王的威严，又有师者的循循善诱。
它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明体达用”的士人新道路。
赵顼掷笔于案，长舒一口气。李宪恭敬地将墨宝捧起，小心吹干。
“陛下，此文……”
李宪声音微颤，他被文章的气魄与深理所震撼。
“颁下去。”
赵顼语气淡然，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