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符合“反贼必亡”的论调，又能间接说明为何西夏需要对外战争来转移矛盾——为未来的“自卫反击”提供正义性。
不讲“敌军可畏”，只论“我军当强”：将所有议题的落脚点，都放在“整军经武、巩固边防”的必要性上。
强调备战是为了保护百姓、彰显国威，而非因为害怕西夏。
不用“客观分析”，只用“情报警示”：
通过皇城司等秘密渠道，向韩琦、文彦博等核心重臣提供真实的、具体的情报，但在公开场合，仍使用“夏人猖獗”、“贼势嚣张”等模糊而具有煽动性的传统话语。
“欲速则不达……”
赵顼放下笔，长叹一声。
要想动摇一个阶层积累了百年的思想钢印，需要的是水滴石穿的功夫，以及……一场足够惨烈却又最终获胜的战争来教育所有人。
他意识到，在唤醒整个国家的认知之前，他必须先赢得那场迫在眉睫的战争。
只有用铁一般的事实，才能砸碎那坚如磐石的“天朝迷梦”。
这一刻，赵顼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他的敌人，不仅在西北的兴庆府，更在这汴京城的每一个充斥着陈腐观念的头脑里。
熙宁二年十二月的朔望大朝会，汴京紫宸殿内，百官肃立。岁末的祥和气息并未冲淡朝堂上隐隐的紧张感。
此前华山的崩裂，虽经官方引导指向西夏兵戈之兆，但暗流依旧涌动。
以御史中丞吕诲为首的一批恪守古礼、对“熙宁新法”持保留态度的守旧清流，早已摩拳擦掌，意图借此“灾异”之机，对朝政进行规谏。
他们的策略，是先从看似无争议的“边事”入手，敲打新政可能带来的“妄动”风险。
在常规议事完毕后，吕诲率先出列，手捧笏板，声音清朗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陛下！臣闻，西岳震动，主兵戈之象。然臣寝食难安者，非惧夏人兵锋之利，实忧我朝举措之失当也！”
他开门见山，定下了基调：
“西夏李氏，本乃我朝叛臣，僭号小丑！
其地僻处西陲，沙碛不毛，其民不过百万，皆乌合之众。
仰我岁赐，方得苟存。此等疥癣之疾，何足挂齿？”
紧接着，他话锋直指当前政策的“荒谬”：
“然今，朝廷举措，未免小题大做！
乃置行营、遣重臣、聚兵革、耗粮饷，俨然如临辽国大敌！
此非扬汤止沸，反助其势耶？示天下以我朝畏惧一隅小丑，岂非徒损国威，自招其侮？”
吕诲的言论，完美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尤其是保守派的对夏认知：
道德优越感：强调西夏“叛臣”、“僭号”的身份，从法理和道德上将其彻底否定。
经济文化鄙视：认为西夏贫穷落后，离了宋朝岁赐就活不下去。
军事傲慢：视夏军为“乌合之众”，不值一提。
战略保守：认为大张旗鼓的备战是“示弱”，会鼓励西夏，主张维持低成本（岁赐）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