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过了多久，巡逻艇的马达声渐渐远去，那道刺眼的光束也消失在了夜色中。阿强缓缓抬起头，松了一口气，压低声音骂了一句：“他娘的，差点就栽了。”
江奔宇慢慢从船底爬起来，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既有海水的湿气，也有吓出来的冷汗。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看向身边的两个年轻人，他们脸色惨白，其中一个甚至忍不住干呕起来。
渔船继续在海面上航行，海风越来越大，吹得船身微微摇晃。江奔宇抬头望向天空，乌云散去了一些，露出几颗稀疏的星星。他不知道自己漂了多久，只觉得胳膊和腿都麻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阿强突然指着前方，激动地低喊：“看！是香港！”
江奔宇猛地抬头，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的天际线上，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灯火，像一串散落的珍珠，在黑暗中格外耀眼。那些灯火比羊城的任何地方都要明亮，都要密集，仿佛一座漂浮在海上的不夜城。
那一刻，所有的恐惧、疲惫和饥饿都烟消云散了。江奔宇的眼睛瞬间湿润了，他伸出手，想要触碰那些遥远的灯火，指尖却只抓到一把冰冷的海风。
渔船越来越近，渔船早就更换成香港的船号，香港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江面上开始出现一些渔船和货轮，远处的高楼大厦在灯光的映照下，像一个个巨人矗立在海边。江奔宇能看到码头上忙碌的身影，能听到轮船鸣笛的声音，甚至能隐约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和广州截然不同的味道——那是海水的咸味、食物的香气，还有一种叫做“繁荣”的味道。
阿强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放心，过了这片水域，就安全了。到了岸上，会有人接我们，要是没地方去，可以加钱，我们给你安排住宿。”
江奔宇点点头，嘴角忍不住向上扬起。他低头看了看身下的海水，又抬头望向那片璀璨的灯火，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渔船在夜色中继续前行，朝着那片象征着希望的灯火，缓缓驶去。江奔宇站在船板上，任凭江风吹拂着他的头发和衣角，眼神坚定而明亮。
渔船而靠岸后，哪怕是夜晚，偶尔能看到香港一侧的村落里，家家户户屋顶竖着电视天线，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这在当时的内地，是想都不敢想的景象。
和众人分离之后，随着天色慢慢变亮，又是一天的早晨，江奔宇找了个地方暂时休整后，大约下午三点多左右，就换了一套符合港区的衣服，随后拿些早已准备好的港币，在路边一个站台等车。
上车后，江奔宇坐在巴士最后一排，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眼底的复杂情绪——既有对香港繁华的好奇。他回想上一世的记忆，1977年的香港，灰色地带势力盘根错节，郑家郑嘉伟这个名字，在跨境走私圈里如雷贯耳，据说此人靠着打通港英当局和黑道的关系，垄断了不少紧俏商品的走私渠道，心狠手辣，得罪他的人从没有好下场。
巴士在检查站停下，过关的流程繁琐而严格。港英当局的海关人员穿着笔挺的制服，手里拿着警棍，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过关的旅客，用生硬的普通话询问着“去哪里”“做什么”。江奔宇按照委托人交代的说法，压低声音回答：“去元朗投奔亲戚，找份工做。”他的通行证上，职业一栏填的是“工人”，符合当时内地人赴港谋生的普遍情况。海关人员翻看着他的证件，手指在纸上敲了敲，又打量了他一番，见他衣着朴素、神态拘谨，不像歹人，才挥了挥手放行。江奔宇松了口气，手心已经被汗水浸湿，贴身的衣服随风吹动传来一丝清凉，让他混乱的心绪稍稍平复。
巴士驶入香港境内的马路上，沿途的路牌从简体字换成了繁体，直到街道两旁的霓虹招牌在暮色中次第亮起，带着浓郁的港风——“陆羽茶室”“先施百货”“周大福金行”的招牌闪烁着暖黄的光，粤语叫卖声、汽车喇叭声、收音机里的粤剧唱腔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喧嚣而鲜活的氛围。1977年的香港，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市面上充斥着来自日本、欧美等地的进口商品，而这些，在物资匮乏的内地，都是千金难求的宝贝。江奔宇看着窗外掠过的商铺橱窗，里面陈列着锃亮的电子表、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色彩鲜艳的尼龙布料，还有包装精致的香皂和香水，心里不由得想起内地的场景：邻居家的阿姨为了一块的确良布料，要攒好几个月的工资；村里的广播喇叭每天重复着单调的节目，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是多少人的梦想。委托人说，郑嘉伟的仓库里，囤的都是这些紧俏货，只要能顺利带到羊城，不仅能拿到丰厚的酬劳，这些东西本身，就足以改变他的生活。
巴士在元朗站停靠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夏季的香港，夜晚依旧闷热，晚风带着海边的湿咸气息，吹得人身上黏腻腻的。江奔宇随着人流下车，混入夜色中的街道。他没有打车——1977年的香港出租车价格不菲，而且容易引人注目——而是按照提前记好的路线，沿着僻静的小巷步行。小巷里没有路灯，只有偶尔从住户窗户里透出的昏黄灯光，照亮脚下的石板路。路边的垃圾桶散发着酸腐的气味，流浪猫在黑暗中窜过，发出“喵呜”的叫声，惊起一阵细碎的动静。江奔宇脚步轻盈，像一道影子，每走几步就习惯性地回头张望，确认没有尾巴。他换穿着一双解放鞋，鞋底已经磨得有些薄，但踩在石板路上几乎没有声响，这是他在乡下插队时练就的本事。
沿途，他看到不少挂着“士多”招牌的小杂货店，门口摆着冰镇汽水和进口罐头，几个年轻人围坐在门口，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着流行歌曲，嘴里说着他似懂非懂的粤语俚语。江奔宇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他知道，在这里，每一个陌生的眼神都可能带来危险。他摸了摸挎包，里面的万能钥匙和手电筒硬硬的，给了他一丝底气。更重要的是，那个随身携带的空间，是他此行最大的依仗。
半小时后，一座隐蔽在工业区深处的仓库出现在视野里。1977年的元朗郊区，工业区还比较简陋，大多是老式的钢结构建筑，外墙斑驳，锈迹斑斑。郑嘉伟给的地址仓库就是其中一座，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荒草地旁，只有门口亮着两盏昏黄的白炽灯，光线勉强照亮周围十几米的范围，像两只疲惫的眼睛，警惕地扫视着黑暗。仓库门口站着两个穿着黑色保安服的男人，靠在门边抽烟，嘴里说着粤语，时不时发出粗粝的笑声，手里拿着警棍，腰间别着老式的左轮手枪——这在当时的香港，是安保人员常见的装备。江奔宇躲在不远处的集装箱后面，掏出怀表看了眼时间——这是一块老式的机械表，表盘上的指针指向十一点五十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