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盲从性，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刚刚从小农经济的形态下走出来的村寨，与外界的联系还是相对脆弱的，大部分农户是依靠合作社和我们下乡的工作队，才能勉强形成与外界的交流、接受外面的信息，他们对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决策主要依靠自身积累的经验，对市场需求的把握方面，处在相对封闭状态的农户很茫然，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的组织化表现出一定的盲从性。”
“其三，就是在前两点上延伸出的自私性，按照群众百姓合作意愿组织起来的自组织，因为缺乏被普遍接受的运行规则，对成员的约束力较弱，组织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许多人还是满脑子浆糊的盲从而加入，因此普遍对通过这些自组织获取较大的利益寄予希望，但又不愿意承担组织内的义务和责任，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很强的自私性。”
“因为有这三个问题，导致群众百姓的自组织行为，并不能带来实际的组织建构，往往管理困难，时常因为成员之间产生利益纠纷而难以为继，我考察的村寨中，解体的互助组互助社，基本上都是因为利益纠纷的问题，而发展的比较好的互助组和互助社呢，大多数都是因为有我们红营的基层干部直接参与进去，甚至于干脆就是我们的基层组织在进行领导，直接以红营的纲领、人员和组织架构套用在这些互助组和互助社上，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红营基层组织，已经脱离了群众百姓自组织的范围。”
“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所以这些群众百姓的自组织，非常依赖于组织者和带头人发挥其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组织者或带头人在发动过程中，其行为直接影响组织的规模大小、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在我考察的村寨中，发展的比较好的互助组和互助社，基本上都有一个或一群强力的带头人在领导。”
“这些带头人和组织者，一般来说可分为几个大类，其一就是我们的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由乡镇、村社组织发起的互助组和互助社占据绝大多数，我之前也说过了，大体上都是直接由我们红营的干部和组织参与进去进行领导，这一类领导下的群众百姓的自组织相对比较正规化，也相对比较稳定，有些已经脱离自组织的范畴，成为我们的基层组织的一支。”
“除此之外，就是外来的工坊商户或个人，还有回乡人员等等，与当地村寨农户结成生产与加工、生产和销售的联合体，组织开发农产品、为工坊做配套、给商市提供商品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自组织，这一类自组织就主要是与经济和生产相关的方面，基本上属于是一个个生产联合体，也非常的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