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格物院的“道统”之争，沈渊没有选择在经义上与之纠缠。
他再次请朱由检亲临试验田和京郊新建的、采用新式水力鼓风机的冶铁坊。
在冶铁坊，朱由检亲眼看到，采用焦炭和新式鼓风技术后，生铁的日产出的质量和数量都远超旧式作坊。
沈渊指着那奔流的河水和轰鸣的机械，对皇帝说道：“陛下，此物之力，可抵百名健夫！若将此力用于打造农具，则耕地倍增；用于打造兵甲，则军力强盛！格物院所究之‘理’，便是驾驭此等力量，富国强兵之‘理’！这与圣人所言‘利用厚生’，‘开物成务’，有何相悖？”
实证面前，任何空泛的道理都显得苍白。
朱由检当即下旨，褒奖格物院“学以致用，功在社稷”，并明确其“探究天地万物之理，以利国计民生”的职能，从官方层面肯定了其地位。
对于工部、漕运的软抵制，沈渊则采取了分化瓦解和另起炉灶的策略。
他通过内卫，摸清了工部内部哪些官员是单纯的守旧，哪些是与勋贵利益捆绑过深。
对于前者，他让孙承宗、徐光启等人私下接触，展示标准化和新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潜在利益（如节省的银两可用于其他工程，或作为部门绩效），试图争取其中立甚至支持。
对于后者，则继续搜集其贪腐或不法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同时，他加大了对登莱孙元化的支持，利用“信用债”资金和皇帝内帑，帮助其在登莱建立相对独立的军工和造船体系，并鼓励其与南方海商直接接触，采购原料，部分绕开工部和漕运系统的掣肘。
尽管阻力重重，但沈渊推动的维新种子，还是在帝国板结的土壤中，艰难地扎下根来。
“标准化”理念在京营和部分边军中得到认可，火器质量与维护效率的提升是实实在在的。
“信用债”虽然规模不大，但初步建立了国家信用的概念，为朝廷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皇明格物院”在皇帝的背书下，吸引了一批真正对科技感兴趣的年轻士子和工匠，薄珏等人对农业气象和水利的研究，开始在局部地区产生效益。
高产物作和以工代赈，在陕西等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困。
然而，沈渊和朱由检都清楚，这一切仅仅是开始。
改革的根基远未牢固，反对势力只是暂时改变了策略，并未消失。帝国的财政依然捉襟见肘，北方的皇太极在舔舐伤口，陕西的李自成、张献忠等残余力量仍在暗中积蓄。
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触及的利益层面越来越深，潜在的反对力量也越来越庞大。
下一次风暴，或许将不再局限于朝堂的奏章攻讦，而是更加激烈和不可预测的形式。
朱由检看着案头堆积的、关于清丈田亩、改革税制的初步构想（沈渊已开始悄悄准备下一阶段的改革蓝图），再“听”着沈渊心中那份既要步步为营、又渴望加速前行的焦灼，深深感到，驾驭这艘帝国巨轮转向的艰难。
“先生，前路漫漫，你我当更加谨慎，亦需更加坚定。”皇帝的声音在寂静的西暖阁中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但更多的，是破釜沉舟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