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无法遏制！有此巨利，朝廷必将更加倚重海运，我漕运一脉，危矣！”另一位与漕运关系极深的官员捶胸顿足。
温体仁的脸色在烛光下显得格外阴沉：“慌什么？海运能带来利益，也能带来祸端！如此巨量的金银涌入，市面上物价岂能不波动？那些跟着发了财的海商，骤然暴富，岂会安分？还有……别忘了，海权司如今兵强马壮，孙元化又立下如此大功，其势已成，陛下……难道就真的全然放心吗？”
他的话，如同毒蛇，精准地咬在了最关键的地方——利益分配引发的内部矛盾，以及帝王心中那根永恒的猜疑之刺。
很快，朝堂之上便出现了新的“忧国”之声。
有官员上疏，忧心“金银大量流入，恐致钱法混乱，物价腾踊，伤及黎民”。
有御史弹劾，部分海商“恃功而骄，结交权贵，垄断海利，与民争利”，甚至隐隐将矛头指向了在背后支持海运的沈渊。
更有一些看似中立的官员，开始“提醒”皇帝，海权司如今舰队规模庞大，战力强横，又远在登莱，需防“唐时藩镇之祸”，建议“分其权柄，制其规模”。
这些言论，不再直接否定海运本身，而是从经济稳定、社会公平和军事安全的角度，对海运带来的“副作用”进行攻讦，其目的，便是要限制海运的进一步发展，并离间皇帝与沈渊、孙元化之间的关系。
朱由检看着这些奏疏，刚刚因巨大收获而兴奋起来的心情，渐渐冷却。
他能“听”到这些奏疏背后那熟悉的嫉妒、恐惧与算计。
他们……终究是见不得朕好，见不得大明好！
然而，那些关于钱法、物价、海商跋扈乃至“藩镇”的担忧，却又像一根根细小的毒刺，扎进了他的心里。
他确实需要这笔巨大的财富来缓解财政危机，也确实倚重孙元化和海权司，但帝王的本能让他无法对这些问题完全视而不见。
他将目光再次投向沈渊。
沈渊对此早有预料。他出列奏道：“陛下，远航成功，利国利民，此乃毋庸置疑。然，诸公所虑，亦非全然空穴来风。臣有三策应对：
其一，新得金银，当大部分存入内帑与太仓，暂不大量投放市面，同时令户部严密监控物价，必要时可抛出部分库存物资平抑。
其二，即刻拟定《海商管理条例》，明确海商权利与义务，规范其行为，严惩不法，亦保护其合法利益，使其有序发展。
其三，海权司之功，在于开拓与护航，其核心仍在‘利商’与‘护国’。可明定其职责，并考虑于南洋、东洋等重要航路节点，逐步设立由朝廷直接控制的补给与贸易据点，由兵部与地方共同管辖，既可巩固海防，亦可分海权司之权，使其专心于航行与作战。”
沈渊的策略，依旧是务实而平衡的。
他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既维护了海运的大局，也回应了各方的关切，尤其是最后关于设立海外据点的提议，更是巧妙地给出了一个既能巩固海权、又能分权的长远规划。
朱由检深深看了沈渊一眼，先生总能想朕之所想，急朕之所急。 “准奏！一切依沈卿所议办理！海运之事，关乎国运，绝不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阻挠破坏！”
皇帝的决断，再次稳住了局势。
但朝野上下都清楚，围绕着这笔从天而降的巨额财富和海运主导权的争夺，才刚刚开始。旧势力绝不会坐视新政派借此机会进一步壮大，他们如同潜伏在暗处的饿狼，等待着下一个扑击的机会。
而与此同时，辽东边境，后金的细作活动愈发频繁，战争的阴云，伴随着来自北方的寒风，再次笼罩了大明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