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幼儿园时，他看见沈建国正带着那一队带着红袖章的老伙计在巡查。
老爷子精神头很足，手里拿着个小本子，走到围墙拐角处突然停了下来。
他用拐杖敲了敲那段不到半米高的铁护栏，眉头皱成了川字。
“这块不行。”沈建国回头喊道，“太硬了，又是尖角。小班的孩子刚学会跑，摔上去就是个窟窿。得加软包。”
旁边跟着的年轻物业经理有点为难：“沈老，这采购海绵垫得走流程，审批下来最快也得下周……”
“批什么批！”沈建国眼珠子一瞪，从兜里掏出一把卷尺，“这种要命的事儿能等流程？你现在去库房找那种废旧的体操垫，再找几个手巧的家长，拿尼龙绳绑上！出了问题我担着！”
物业经理还要说话，旁边两个刚送完孩子的家长已经挽起袖子凑了过来：“沈老说得对，我家有闲置的瑜伽垫，这就回去拿！”
半小时后，那段冷冰冰的铁护栏被花花绿绿的软垫包得严严实实。
沈星河站在马路对面，看着父亲指挥家长们捆扎绳结。
那手法，正是九八年那个夏天，他为了防洪教给父亲的“猪蹄扣”。
那时候父亲说：“搞这么麻烦干什么，铁丝拧两圈不就行了？”
现在，父亲比他更像个“专家”。
回到家时，林夏正坐在书桌前拆信。
是一封来自出版社的公函，邀请她将民间响应案例结集出版。
“他们想叫《不教而化》，我觉得太文绉绉了。”林夏把回信递给沈星河看，“我改成了《第一个教会我的人》。你看这个清单。”
那是87位受访者的记录。
在“启蒙者”这一栏里，有23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人——“那个总在角落里喝茶的男人”。
没人知道他叫沈星河，也没人知道他是曾经的首富。
在他们的记忆里，那只是一个在暴雨天默默清理下水道井盖，或者在火灾演习时顺手纠正灭火器握法的中年人。
“挺好。”沈星河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名字不重要，事儿对了就行。”
第三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
沈星河起了个大早，一个人去了江边公园。
他找了个最偏僻的长椅坐下。
不远处，沈建国正带着小宇蹲在草丛里，教孙子辨认哪种野菜能吃，哪种草药能止血。
一老一小，头挨着头，认真得像是在研究什么国家机密。
林夏骑着自行车从公园小道经过，车筐里放着那本新书的样刊，她骑得很快，风吹起她的发梢，那是种毫无负担的轻快。
更远处的广场上，李振华正领着一群半大孩子在画地上的疏散标识，红漆鲜亮，像一道道流动的血脉。
没有人回头看他。
也没有人寻找他。
这个世界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得严丝合缝。
那个曾经需要时刻盯着仪表盘、生怕哪里出故障的操作员，终于可以下岗了。
沈星河站起身，拍了拍裤脚并不存在的灰尘。
他没有再去打扰任何人，转身沿着江堤慢慢走远。
当晚，小宇跑进爷爷房间，手里举着一张字条。
“爷爷，这是在爸爸那个旧茶杯底下发现的。”
沈建国戴上老花镜，字条上的字迹很潦草，像是随手撕下来的日历纸背面写的：
“我不是消失了，是终于可以不被需要了。”
而在书房的工具箱最上层，那把刻着“左钳右锯”四个小字的旧钳子，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手柄被磨得温润如玉，像是刚被人握过一样，带着体温。
钳子旁边，就是那本只写了一句话的空白手册，封皮在台灯下泛着微光，像是在等待着谁的手伸过来，翻开那沉甸甸的第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