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纪念不是为了记住战争，而是为了不忘爱过的剧院与人。”
我入住的是一家位于老城区的旅馆，房东马琳娜老太太头发雪白，却精神矍铄。她亲手为我煮了红菜汤，还倒了一杯伏特加，“暖一暖旅人”。
“别在窗口拍照，”她小声说，“那边有军事哨所，他们不喜欢镜头。”
晚饭后，我向她请教认同的问题。
“你们究竟觉得自己是谁？”我问。
她端起茶杯，沉默许久，缓缓抬手指向墙上那张剧院旧照。
“我们不是摩尔多瓦人，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乌克兰人……我们只是这些砖瓦的孩子。”
她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认同，是你在夜晚做梦时，梦见哪条街、哪张椅子、哪段广播剧。”
我惊讶于这回答的深度。此刻我明白，认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情感植根。它穿越语言与疆界，在某个黄昏或童年的晚餐时光里突然苏醒。
最后一晚，我走到市政广场。
夜色中，广场中央的时钟塔缓缓敲响，橘黄色灯光洒在地砖上，有种说不清的温柔。
一座仍在运作的老电影院点亮灯光，播放的不是新片，而是上世纪的纪录片：《列宁在十月》。
人们三三两两进场，有老夫妇牵手，有青年带着孩子。一位小女孩手中拿着一朵纸折的红花，笑着跟着母亲走进剧院。
我站在外面，看灯光从剧院玻璃窗透出，映在我面前的石砖地上，如同幻影。
我想起一句话：“有些城市，是用情感定义存在的。”
蒂拉斯波尔，正是如此。
它没有联合国国号，却有孩子的欢笑和退伍老兵的泪水；它没有现代金融系统，却有纸币上的祖父母头像。
它不大声喊出“存在”，却用无声行动反驳“虚无”。
第二天清晨，我背上行囊，走到公交站，准备前往下一站——乌克兰的文尼察。
站台边，一位年轻士兵靠着座椅，听着音乐，轻打节拍。
我问他：“去哪？”
“文尼察。我的家在那。”他说。
我一愣，笑着点头：“我们同路。”
车子驶出蒂拉斯波尔，路边的红旗、老楼与哨所一点点后退。窗外雾气渐渐散去，阳光铺在路上，像一道新的开端。
我低头，在《地球交响曲》的一页写下：
“蒂拉斯波尔是一座尚未谢幕的历史独白，它的每一秒都在向世界低语：真实存在，不必他人承认。离开它，不是离开某个地方，而是带走一个曾经相信梦的坐标。”
我合上笔记本，望向远方——文尼察的光影，正在前方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