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马普托那鼓点如潮、街魂跳跃的节奏城市，我搭乘沿海列车一路向北。列车穿行在稀树草原与干裂田地之间，时而掠过盐碱湖泊，时而横越野象出没的浅滩，车窗外是苍茫而粗粝的非洲大地，而车厢内，空气随着接近海岸而愈发潮湿。黄昏时分，一座城市静静浮现在我眼前。
贝拉。
莫桑比克中部的港口之城，一位历经风暴却未倒下的老人，一个尚在复建的水手港，一处潮水反复冲刷却不曾被湮没的记忆角落。
我在《地球交响曲》的这一章，写下题目：
“潮来沉岸与桥上黄昏。”
火车缓缓驶入贝拉站，铁轨尽头是一排排带锈屋顶与斑驳墙壁。橘红色的夕阳照在城市边缘，落在那一幢幢尚未修复的仓库与民居之上。整座城市如同一幅裂开的油画，却仍有风在其间吹拂。
下车之后，我独自沿街行走。第一印象是沉静：街道宽阔却不喧哗，建筑多半残缺，窗户里垂着灰白的帘布，孩童的笑声像是风后传来的余响。
一位名叫阿多夫的老人坐在家门前，他的右腿有些跛，手中握着一根粗糙的木拐。他曾是港口工人，如今靠种椰子为生。他望着我道：“那年风进来的时候，我们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
2019年的伊代气旋曾摧毁了这座城市。风把整座城区从地图上擦去一角，而洪水则带走了街道记忆的根。
我问他为什么不搬离。
他指着街角正在弹琴的少年：“因为我们还在这里。”
我写下：“贝拉是一道缝隙——让记忆之风吹进身体，也吹出坚持与再生。”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阿多夫掏出一本旧影集，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照片——他年轻时站在破浪的港口，身后是倒塌的吊机与一面旗帜。他说那是他最痛也最骄傲的一天。
我忽然理解，这些老人的留守，不是执念，而是对世界的一种回音。
翌日清晨，我在雾气未散的码头边遇见了老阿多夫。他邀我随他一同前往港口——那个他曾工作三十载的地方。
通往港口的浮桥旧木铺地，钢缆锈迹斑斑，却仍稳固。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被彻底替换的零件，只有反复修补的命。”
海风卷着盐味与煤灰的混合气息。几艘货轮泊在远处，正装载来自内陆的矿石。一群赤脚工人用肩膀抬起钢管，一边咏唱着节拍一致的古歌。
“以前这些歌，是为了喊力气。”阿多夫说，“现在，是提醒自己我们还活着。”
我站在港边，看见那一根根吊臂如同铁质长颈鹿，在晨雾中踱步。
这时，一个小男孩跑来给工人们送水，赤脚踩在潮湿的木板上。他笑着向我挥手，脸上洋溢着纯粹的喜悦。
我写道：“贝拉的港，是沉船之后升起的信念，是钢铁与汗水在盐水中焊合的骨。”
午后，我步入老城区——“旧贝拉”。
那是殖民时期的市政核心区，红砖建筑、高拱窗、浮雕阳台，处处透露着拉丁风韵。但如今，它已部分陷入水底。道路与房屋被盐水和泥水长期吞噬，地势低洼处可见漂浮木片与断裂窗框。
我淌水进入一幢半沉的洋楼，一道铁门刚露出水面，门环斑驳。我站在台阶上，忽然听到孩子们的笑声。回头望去，是一群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在另一边高地玩耍。
他们的老师名叫利娜，三十岁出头，头发挽在脑后，穿着早已褪色的教师制服。
“我们就是在这片潮水边教书。”她笑，“孩子要学会走在泥中。”
我跟随她登上教堂旧楼的钟楼，从上方望去，整片旧城如一块被潮水啃噬的珊瑚，仍在阳光下顽强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