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议中心。
早晨八点四十五分，主会场已座无虚席。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显示着论坛主题“生物科技创新的全球伦理挑战”，台下汇聚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投资人、监管官员和媒体记者。
埃利奥特·吴坐在演讲者休息室，最后一次浏览演讲稿。他的手心微湿，衬衫领口明明很宽松却感到窒息。玻璃墙外，可以看到主会场的人群，那些西装革履的身影中，有多少是等着看他出丑的？
“吴教授，五分钟后上台。”工作人员轻声提醒。
埃利奥特·吴点头，目光扫过休息室另一侧——余年和苏晴坐在那里，正低声交谈。余年穿着深灰色西装，姿态放松，仿佛只是来参加普通学术会议。他甚至抬头对埃利奥特·吴微笑了一下，那笑容礼貌而疏离。
挑衅。埃利奥特·吴收回目光，整理袖口。
张维安的加密信息在此时发到：“一切就绪。午餐时段，目标会经过西侧走廊前往贵宾室，那里监控有三十秒盲区。”
埃利奥特·吴没有回复，删除了信息。
九点整，主持人介绍完毕，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埃利奥特·吴走上讲台，调整麦克风，露出标准的学者式微笑。
“尊敬的各位同仁，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讨论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议题……”
他的声音通过音响系统传遍会场，平稳、有力、充满权威。演讲稿是他精心打磨的，既回应了近期争议，又不失学术高度。他谈到伦理治理的全球协调机制，谈到技术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平衡，谈到学术独立性的价值——每一个论点都像在为自己辩护，但又巧妙包装成普世讨论。
台下，余年安静地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苏晴用手机拍摄演讲全程，同时通过加密频道与程日星保持联系。
“演讲内容很常规，没有漏洞。”苏晴低声说，“但他在提到‘某些针对科学家的不实指控’时，语速有0.3秒的迟滞，瞳孔轻微放大——他在紧张。”
“张维安呢？”余年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
“在会场西侧控制室，五分钟前离开了，方向是酒店后厨。”程日星的声音从隐形耳机传来，“我接入后厨监控，看到他和一个穿白色厨师服的男人短暂接触，递了一个小纸包。那个厨师正在准备午餐冷盘。”
“纸包内容？”
“看不清，但厨师接过纸包后，将其中的粉末状物撒进了三文鱼塔塔的配料里——那是午餐自助的主菜之一。”
余年眼神微冷。果然选择了食物下毒。
“能分析粉末成分吗？”
“无法远程分析，但根据张维安的行为模式和可能的目标（让你暂时失能但不致死），大概率是强效镇静剂或神经抑制剂。”程日星说，“我已经标记了那盘三文鱼塔塔，你和其他团队成员都要避开。”
“不。”余年写下一行字，“我会吃。”
苏晴猛地看向他，眼神里写满不赞同。余年摇摇头，继续写道：“陈志武的人已经替换了那盘菜，真品已取样送检。我吃的是安全的复制品。”
苏晴松了口气，但仍担忧：“但你需要表演出中毒症状，这很危险。万一他们用的剂量计算失误……”
“剂量会被控制，他们不想闹出人命。”余年合上笔记本，“而且，我需要这个‘意外’来打破僵局。一旦新加坡警方介入，张维安就会被控制，埃利奥特·吴就少了一个得力助手。”
演讲台上，埃利奥特·吴的演讲进入尾声。他提高了音量：
“……最终，科学的价值不在于它跑得多快，而在于它能否带着人类的良知同行。谢谢大家。”
掌声响起，礼貌而克制。埃利奥特·吴鞠躬下台，后背已被冷汗浸湿。他做到了——至少在表面上，他维持住了学术权威的形象。
接下来是十五分钟提问环节。前三名提问者都是友好阵营的学者，问题温和。第四名提问者站起来时，埃利奥特·吴心中警铃微响——那是《自然》杂志亚洲区编辑，一位以尖锐提问着称的记者。
“吴教授，感谢您的精彩演讲。我的问题是：在您倡导的‘全球伦理协调机制’中，如何应对那些在监管薄弱地区进行的、涉嫌违背基本伦理原则的临床试验？特别是当这些试验涉及专利来源可疑、研究者与商业资本存在复杂利益关联时，学术界是否有能力进行有效监督？”
问题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入核心。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目光聚焦在埃利奥特·吴身上。
他保持着微笑，但手指在讲台下微微收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学术界确实应该承担监督责任，但这需要国际合作和更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其次，关于您提到的‘监管薄弱地区’，我认为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地法律本身存在漏洞，另一种是研究机构有意规避监管。对于后者……”
他停顿了一秒，似乎在斟酌措辞：“学术界应该建立更严格的同行评议和伦理审查跨境协作机制。同时，对于那些涉嫌违规的案例，应当通过正式渠道进行调查，而非舆论审判。”
“那么您个人是否愿意呼吁，对近期媒体披露的几起涉嫌非伦理临床试验进行独立调查？”记者追问。
埃利奥特·吴感到喉咙发干：“如果存在合理怀疑，且相关方提出正式请求，我当然支持调查。但我想强调的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的指控可能伤害无辜的研究者和患者。”
他巧妙地将话题转向“保护无辜者”，这是经典的伦理辩论话术。记者似乎还想追问，但主持人适时介入：“感谢提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埃利奥特·吴走下讲台，感觉像打了一场仗。他看向会场后方——余年正和《自然》的编辑低声交谈，两人似乎很熟悉。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那个问题，可能是余年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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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安排在会议中心二层的宴会厅。自助餐形式，长桌上摆满各色菜肴。
余年端着餐盘，刻意走向冷餐区。苏晴跟在他身边，微型摄像头隐藏在胸针里，全程录像。
张维安站在宴会厅另一端，看似与友人交谈，目光却不时瞥向余年。他看到余年夹起三文鱼塔塔，放在餐盘里，然后走向用餐区。
一切按计划进行。
余年坐下，用叉子取了一小口三文鱼塔塔，送入口中。咀嚼，吞咽。动作自然。
三分钟后，他的动作开始变得迟缓，叉子从手中滑落，在盘子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试图站起来，但身体摇晃，一手撑住桌子。
“余年？你怎么了？”苏晴立即扶住他，声音里恰到好处的惊慌。
周围几桌人看过来。
“头晕……呼吸……”余年的声音变得微弱，脸色开始发白。
“快叫医生！”有人喊道。
会场医疗团队迅速赶来，简单的检查后，初步判断是“急性食物过敏或中毒”，建议立即送医。两名工作人员推来轮椅，余年被扶上去，苏晴紧随其后。
张维安远远看着，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计划成功——余年至少会在医院待上大半天，错过下午的会议和明天的关键分论坛。
但他没有注意到，推轮椅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是陈志武安排的便衣。也没有注意到，苏晴在离开宴会厅前，对角落里的林晓做了个微小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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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将余年送往最近的新加坡中央医院。途中，苏晴用新加坡语对随车医护人员说：“我们需要报警，这可能是投毒。”
“警方会介入调查的。”医护人员回应。
“不，现在就联系警方刑事调查科。”苏晴展示了自己的律师身份证明，“我是当事人的法律顾问，有理由怀疑这是一起针对参会者的蓄意伤害。请立即联系cid（刑事调查局）。”
医护人员看到她的严肃表情，拨通了电话。
与此同时，宴会厅里，林晓找到了会议主办方安全负责人，出示了之前收集的证据片段——张维安与厨师接触的监控截图。
“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海团队的余先生是被人蓄意下毒。”林晓的语气专业而冷静，“下毒者可能是这位张维安先生，他是论坛主办方工作人员。我们要求立即控制此人，并配合警方调查。”
安全负责人震惊地看着证据，意识到事态严重。他立即联系了会场保安，同时通知了警方。
五分钟后，当张维安还在宴会厅享受计划成功的满足感时，两名保安和一名便衣警察走到他面前。
“张维安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调查什么？”张维安装作困惑。
“涉嫌蓄意伤害参会者，以及食品安全犯罪。”警察出示证件，“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张维安的脸色瞬间惨白。他想辩解，想联系律师，但警察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新加坡法律对食品安全犯罪极为严厉，尤其是涉及国际会议的公共事件。
他被带离宴会厅时，看到埃利奥特·吴站在人群外，眼神复杂，但没有任何表示。
那一刻，张维安明白了——自己成了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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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急诊室，余年“恢复”得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