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的暴力解读：他将道家的“无为”曲解为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漠然，认为只要不大规模造反，其生死困苦皆可“无为”处之，任其自生自灭。同时，又将“治大国若烹小鲜”理解为需要绝对掌控，任何微小的反抗苗头都必须以雷霆手段（“有为”）扑灭，方能达到表面的“无为”之境。
“顺应自然”的掠夺逻辑：他将蒙古的游牧生存方式美化为最“顺应自然”的状态，从而为其“草原化”政策寻找哲学依据。毁田牧马、流放人口开拓寒荒，在他口中都成了“遵循天道”、“优化土地用途”的“高明”之举。
蒙哥坐在由巴黎原王宫改建的、混合了蒙古包结构与宋式梁柱的奇特大殿中，翻阅着各地送来的、记录着新垦草场面积、新增皈依者人数以及“配婚”生育情况的文书，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他自以为找到了超越祖辈的统治智慧，将草原的勇武与东方文明的某些碎片相结合，便能打造一个万世不移的坚固基业。
他却不知，这套建立在曲解、压迫与血缘歧视之上的体系，看似高效稳固，实则如同在火山口上筑起的琉璃塔。被强行“分配”的女子眼中深藏的仇恨，被排斥的精英心中积郁的不满，以及广大民众在信仰与生存双重压迫下的无声愤怒，都在不断地累积、发酵。萨迦班智达虽尽力将佛法圆融地融入，试图缓和这酷烈的政令，却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只能在布道中更加侧重于慈悲与因果，以期在人们心中留下哪怕一丝善念的微光。
蒙哥自以为用“文明”的方式重新铸造了统治的牢笼，却未曾意识到，这牢笼的每一根栅栏，都正在被他自己的政策，悄然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