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的民众，无论是被迫归化的“野人”，还是心存芥蒂的旧阶层，他们聆听这玄奥的歌词与陌生的雅乐旋律，大多面露茫然，或觉新奇，却难以产生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那阐述天地至理的“诚”，在他们听来，过于抽象，远不如一首描绘家乡山水、诉说眼前悲欢的古老歌谣来得真切。乐师们纵然技艺超群，倾情演奏，但那份源于文化血脉深处的“真诚”底蕴，却仿佛隔着无形的壁垒，难以精准传递到另一片文化土壤的心灵中。
这一鲜明对比，让吴用与前线官员们深刻认识到：礼乐源于发自内心的爱与敬，此乃“诚”之底蕴。 对于海东民众而言，大宋所带来的“礼”（制度规范）与“乐”（雅正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外部的、强加的秩序与美感，尚未能内化为他们自身文化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尚未能激发其源自生命本真的“爱与敬”。因此，礼乐的教化功能，在此地便大打折扣。
朱熹在接到吴用的详细报告后，亦是喟然长叹。他回信写道：“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乐之感人也，非以口耳之接己也，乃以其至诚之动己也。今海东之民，其心未与我同，其情未与我通，虽奏以《咸》、《韶》，彼亦若闻郑卫之音耳。非乐之不美，乃诚未至也。此非一日之功，需待其生养渐遂，教化日深，与我华夏之民共饮一江水，同耕一方田，日久情生，由情生敬，由敬生爱，而后礼乐方能有其扎根之土，‘诚’之种子方能于其心田萌发。”
他明确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的缺失。东瀛百姓中，能真正领悟并感通于这源自中原核心文化的“至诚”之音的，寥寥无几。
此番实践，如同一盆冷水，让沉浸在音乐初步成功喜悦中的大宋统治阶层清醒过来。他们意识到，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心灵的真正皈依，远比制度的建立和表面的驯服更为艰难。音乐的力量固然伟大，但它需要“真诚”的土壤。如何在这片异质的土地上，培育出能与大宋礼乐产生共鸣的“真诚”底蕴，如何让“仁”与“礼”从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需求，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为深远、也更具挑战性的课题。东瀛的教化之路，在音乐的试炼后，步入了一个需要更多耐心、智慧与时间来浸润的漫长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