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学派的修正：就连最为严谨的朱子门人，也开始重新诠释“灭人欲”的内涵，强调所“灭”者乃是“私欲”、“邪欲”，而对于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大抱负，他们承认这已非寻常“人欲”，而是与“天理”高度统一的“志”。他们提出：“志者，心之所之也。大欲若能导向仁义，便是志之发端。” 这意味着，人的高级情感和宏大追求（大欲），本身就是天理（志）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和发动。
实践者的共鸣：这一认识在边疆将领、开拓移民、工匠大师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李破虏坦言：“我欲守护一方百姓安宁，此欲炽盛，方有动力砥砺武功，研习文治。此欲，即是我之志！” 一名致力于改良织机的工匠说：“我欲织出这世上最美丽的锦缎，此欲驱动我废寝忘食，几近成痴。若这便是‘志’，那我心甘情愿！”
文艺创作的升华：文学艺术领域迅速响应了这一新思潮。诗人咏叹“欲揽九天月，志在补天裂”，将个人的豪情壮志（大欲）与宏大的社会责任（志）融为一体。画家描绘先贤，不再仅仅是道貌岸然的形象，而是突出其眼中为实现理想而燃烧的炽热光芒（大欲驱动的志）。
三、 一体共生的新体验
“大欲近乎志”的认识，打破了天理与人欲僵硬对立的桎梏，为人性的全面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它引导人们：
1. 正视与疏导欲望：不再视欲望为洪水猛兽，而是承认其作为生命动力的客观存在。关键在于辨别欲望的性质，是沉溺于小我的“私欲”，还是指向大我实现的“大欲”。对于后者，不仅不应压抑，反而应珍视、培养，并将其引导至合乎“天理”（即社会公义、文明进步）的轨道上来。
2. 追求理欲一体的幸福：真正的幸福，不再被理解为纯粹克制欲望后的宁静，或者是放纵欲望后的空虚，而是在确认自身“大欲”（志向）的过程中，感受生命能量的蓬勃涌动；在实现“大欲”的实践中，体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感知自身与宏大“天理”的契合。这种幸福，是动态的、充满创造力的、且与宇宙生生不息的节律共鸣的。
3. 建立积极能动的天人观：“天人合一”不再是被动地顺应命运或压抑自我以契合某种外在规范，而是主动地认清自己的“大欲”（内在天理），并以之作为参与天地化育、推动文明进程的起点和动力。人，成为了连通“天理”与“人欲”、主动创造自身命运的积极主体。
徽宗皇帝欣然接纳了这一思想成果，他喻示天下：“天理非外铄，本在人心；人欲非全恶，可通大道。明乎‘大欲近乎志’之理，则吾民皆知所以自强不息，各尽其性，各展其才，共臻至善之域。此乃以人为本之真义，亦为天人合一之新境！”
这场关于天理人欲的大辩论，最终以认识到“大欲近乎志”而告一段落。它不仅在学理上深化了宋学，更在实践层面极大地解放了帝国的思想生产力，为后续的各项改革与发展，注入了更为强劲而健康的内在驱动力。大宋的文明，在对其自身人性深处动力源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中，迈向了一个更加自信、也更富有活力的阶段。
